音乐观点 | 跨越枪炮与玫瑰，为和平而声
6月19日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时刻，指挥家金野与小提琴家瓦迪姆·列宾于国家大剧院联袂登台，呈现“冰与火的交响”。当晚在曲目选择上以普罗科菲耶夫的《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，作品63》与肖斯塔科维奇的《C大调第七交响曲“列宁格勒”，作品60》两部经典作品作为“冰”与“火”意象的代表，不仅是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庄严纪念，更是借由乐音与历史性的时刻紧密相连，接续为和平而声。
“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。”冰与火本应是无法共存，却以此来比喻两种对立的思想或事物不能相容而是非分明。笔者不得不感叹音乐会上下半场曲目的选择，本身既是对两部作品质地、意蕴的贴切隐喻，更是关于是非分明、正义与黑暗、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哲思、辩证思维的启示。
冰，水坚也。谈起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，通常会归纳为青年时期（1907—1918）、国外时期（1918—1932）、苏维埃时期（1933—1953）这三个时期，以及古典线、创新线、托卡塔、抒情线、谐谑线五条创作线路。当晚的《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，作品63》完成于1935年，用普罗在《自传》中的话说，“这首协奏曲是在最不相同的一些国家中完成的，它反映了我那种流浪无定的音乐会生活—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在巴黎写出，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在沃龙涅什写出，配器在巴库完成，而第一次演出如在1935年12月在马德里”。列宾单独奏出情感丰沛的第一主题，而后乐队与其紧紧依偎、交织逐渐向前推进。列宾的琴弓仿佛是细腻的刻刀，乐句仿佛是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刀刀见肉却又流动性极强；第二乐章的演绎乐句悠长又充满冥思气质，在练达、沉住气地推进后又有新的裂变，仿佛是穷尽了普氏旅欧时的愁思与超脱；第三乐章在乐队与列宾音响色彩悄然变幻的叙事下，将作曲家深埋于音符之下的个体孤独与精神坚守，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，极其强烈地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。
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七交响曲》——“列宁格勒”，恰是一部在围城烽火中诞生的作品。1941年7月5日，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“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和平地劳动。如今我准备拿起武器！我知道，法西斯与文化的末日、文明的末日是同义语。历史地说，法西斯要取胜是荒谬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也知道，要拯救人类免遭灭亡唯有战斗。”七月末，肖斯塔科维奇开始了《第七交响曲》的创作。他在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家中的厨房中飞快地写作。当敌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，他熟视无睹地在钢琴上视奏作品草稿。在战争爆发后创作、于炮火中诞生的《第七交响曲》就是作曲家参加战斗的重要见证。
指挥家金野对乐队的驾驭向来精准。当晚他对于“列宁格勒”的处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。在他的引领下，肖斯塔科维奇那些充满棱角、时而刺耳的不协和音响被表现得极具说服力，这正是对战争那混乱、撕裂本质最深刻的声音隐喻。
指挥家金野并未刻意追求悲情效果，反而以近乎冷峻的克制态度处理第一乐章那令人窒息的“入侵主题”。弦乐组表现艰难行进与微弱的希望时，气若游丝而又包含内在的韧性；小军鼓亦步亦趋地逼近，最后传递出无法抵挡的压迫感；第二、三乐章，音乐氛围陡然转变。被战火笼罩的围城中人生发出对生命与和平的思考，纤弱的精神与对战争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几乎充斥在空气中；第四乐章始于近乎凝固的寂静，随后如岩浆迸发，在极具张力的音响中抵达 “胜利” 的巅峰。指挥家金野巧妙把控这场从无声到轰鸣的戏剧化转变，摒弃了直接以磅礴声势冲击听众的常规手法，转而以稳健的节奏逐层铺展。弦乐如泣如诉的悲怆旋律，与打击乐激昂的胜利鼓点相互缠绕、激烈碰撞，形成充满哲思的音乐对话。当音乐厅里回荡着那些曾激励苏联军民浴血奋战的雄壮旋律时，仿佛将听众瞬间拉回1941年列宁格勒的硝烟与肃杀气息中，直至战争胜利时刻混杂着巨大喜悦与深刻疲惫的复杂情感。这些作品并非仅仅被当作博物馆里的精美展品被呈现；它们被精心选择，这之间乐谱中的战争记忆、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永恒的挣扎与尊严被赋予了一种时代共振的使命。试图在当下唤醒那段遥远而沉重的集体记忆——音乐，这时间的艺术，在纪念历史的同时亦微妙地映照着当下。
《第七交响曲》在古比雪夫首演后3个星期，肖斯塔科维奇在1942年3月29日的《真理报》上发表文章说：“我想写一部歌颂我们人民的作品，他们正在为战胜敌人而斗争，他们是英雄。写这部交响曲的时候，我想到我们人民的伟大，想到他们的英雄气概，想到人类美好的理想和人的优秀品质，想到绮丽的自然风光，想到人道主义，想到美。我把第七交响曲献给我们向法西斯进行的斗争，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，献给我的故乡列宁格勒”。
时间来到两年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热血岁月。1943年10月30日，肖斯塔科维奇在给中国音乐家的信中说道：“我们坚定地希望，当人道主义与仇视人类，善与恶的规模宏大的搏斗最后以法西斯主义的击溃和消灭而告终时，全世界音乐家的交流将变得更加紧密，而我们—通过个人的交往和广泛的音乐会活动，将能够互相展示我们创作工作的成果，在战争的日子里，这些创作工作曾为捍卫人类摆脱法西斯的残暴行为而服务。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和我的同志们以苏联作曲家的名义，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和祝愿你们取得创作上的成功。”
艺术拥有唤醒良知、凝聚和平共识的力量。这场音乐会既是一次对80年前人类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庄严致敬，也是一次对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反思。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：真正的纪念，不仅在于以艺术之美缅怀逝者与歌颂胜利，更在于以史为鉴，跨越枪炮与战火，在现实中守护和平的玫瑰。
6月19日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时刻，指挥家金野与小提琴家瓦迪姆·列宾于国家大剧院联袂登台，呈现“冰与火的交响”。当晚在曲目选择上以普罗科菲耶夫的《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，作品63》与肖斯塔科维奇的《C大调第七交响曲“列宁格勒”，作品60》两部经典作品作为“冰”与“火”意象的代表，不仅是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庄严纪念，更是借由乐音与历史性的时刻紧密相连，接续为和平而声。
“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。”冰与火本应是无法共存，却以此来比喻两种对立的思想或事物不能相容而是非分明。笔者不得不感叹音乐会上下半场曲目的选择，本身既是对两部作品质地、意蕴的贴切隐喻，更是关于是非分明、正义与黑暗、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哲思、辩证思维的启示。
冰，水坚也。谈起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，通常会归纳为青年时期（1907—1918）、国外时期（1918—1932）、苏维埃时期（1933—1953）这三个时期，以及古典线、创新线、托卡塔、抒情线、谐谑线五条创作线路。当晚的《G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，作品63》完成于1935年，用普罗在《自传》中的话说，“这首协奏曲是在最不相同的一些国家中完成的，它反映了我那种流浪无定的音乐会生活—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在巴黎写出，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在沃龙涅什写出，配器在巴库完成，而第一次演出如在1935年12月在马德里”。列宾单独奏出情感丰沛的第一主题，而后乐队与其紧紧依偎、交织逐渐向前推进。列宾的琴弓仿佛是细腻的刻刀，乐句仿佛是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刀刀见肉却又流动性极强；第二乐章的演绎乐句悠长又充满冥思气质，在练达、沉住气地推进后又有新的裂变，仿佛是穷尽了普氏旅欧时的愁思与超脱；第三乐章在乐队与列宾音响色彩悄然变幻的叙事下，将作曲家深埋于音符之下的个体孤独与精神坚守，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，极其强烈地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。
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七交响曲》——“列宁格勒”，恰是一部在围城烽火中诞生的作品。1941年7月5日，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“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和平地劳动。如今我准备拿起武器！我知道，法西斯与文化的末日、文明的末日是同义语。历史地说，法西斯要取胜是荒谬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也知道，要拯救人类免遭灭亡唯有战斗。”七月末，肖斯塔科维奇开始了《第七交响曲》的创作。他在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家中的厨房中飞快地写作。当敌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，他熟视无睹地在钢琴上视奏作品草稿。在战争爆发后创作、于炮火中诞生的《第七交响曲》就是作曲家参加战斗的重要见证。
指挥家金野对乐队的驾驭向来精准。当晚他对于“列宁格勒”的处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。在他的引领下，肖斯塔科维奇那些充满棱角、时而刺耳的不协和音响被表现得极具说服力，这正是对战争那混乱、撕裂本质最深刻的声音隐喻。
指挥家金野并未刻意追求悲情效果，反而以近乎冷峻的克制态度处理第一乐章那令人窒息的“入侵主题”。弦乐组表现艰难行进与微弱的希望时，气若游丝而又包含内在的韧性；小军鼓亦步亦趋地逼近，最后传递出无法抵挡的压迫感；第二、三乐章，音乐氛围陡然转变。被战火笼罩的围城中人生发出对生命与和平的思考，纤弱的精神与对战争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几乎充斥在空气中；第四乐章始于近乎凝固的寂静，随后如岩浆迸发，在极具张力的音响中抵达 “胜利” 的巅峰。指挥家金野巧妙把控这场从无声到轰鸣的戏剧化转变，摒弃了直接以磅礴声势冲击听众的常规手法，转而以稳健的节奏逐层铺展。弦乐如泣如诉的悲怆旋律，与打击乐激昂的胜利鼓点相互缠绕、激烈碰撞，形成充满哲思的音乐对话。当音乐厅里回荡着那些曾激励苏联军民浴血奋战的雄壮旋律时，仿佛将听众瞬间拉回1941年列宁格勒的硝烟与肃杀气息中，直至战争胜利时刻混杂着巨大喜悦与深刻疲惫的复杂情感。这些作品并非仅仅被当作博物馆里的精美展品被呈现；它们被精心选择，这之间乐谱中的战争记忆、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永恒的挣扎与尊严被赋予了一种时代共振的使命。试图在当下唤醒那段遥远而沉重的集体记忆——音乐，这时间的艺术，在纪念历史的同时亦微妙地映照着当下。
《第七交响曲》在古比雪夫首演后3个星期，肖斯塔科维奇在1942年3月29日的《真理报》上发表文章说：“我想写一部歌颂我们人民的作品，他们正在为战胜敌人而斗争，他们是英雄。写这部交响曲的时候，我想到我们人民的伟大，想到他们的英雄气概，想到人类美好的理想和人的优秀品质，想到绮丽的自然风光，想到人道主义，想到美。我把第七交响曲献给我们向法西斯进行的斗争，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，献给我的故乡列宁格勒”。
时间来到两年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热血岁月。1943年10月30日，肖斯塔科维奇在给中国音乐家的信中说道：“我们坚定地希望，当人道主义与仇视人类，善与恶的规模宏大的搏斗最后以法西斯主义的击溃和消灭而告终时，全世界音乐家的交流将变得更加紧密，而我们—通过个人的交往和广泛的音乐会活动，将能够互相展示我们创作工作的成果，在战争的日子里，这些创作工作曾为捍卫人类摆脱法西斯的残暴行为而服务。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和我的同志们以苏联作曲家的名义，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和祝愿你们取得创作上的成功。”
艺术拥有唤醒良知、凝聚和平共识的力量。这场音乐会既是一次对80年前人类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庄严致敬，也是一次对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反思。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：真正的纪念，不仅在于以艺术之美缅怀逝者与歌颂胜利，更在于以史为鉴，跨越枪炮与战火，在现实中守护和平的玫瑰。
